除非在已有对义务的法律(或正式社会)强制的地方，否则谈论权利就是空话。

当代中国人权观是一种平等、开放、包容的多元人权观，主张求同存异，以和平共处原则为基础，在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对话，实现相互理解，并将人权从对立和对抗中解放出来。(一)文化差异与人类共同价值亨廷顿分析了文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但却忽略了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即文明并非独立封闭固化的实体，不同文明之间既可以互动和交流，也可以流动和融合[16]。

二是作为文明范式基础的西方中心主义理论逻辑粗疏和难以自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时又反作用于人权理念，赋予其丰富的人文内涵和崭新的时代价值。同时，中国为各项人权构建了逻辑联系和现实关联，从而实现了既重视集体人权，又重视个人人权。1.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以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既对西方资产阶级人权理论否定人的社会性、历史性和阶级性进行批判，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价值和尊严意识相契合。马克思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基于文明所负载的不同民族意识、宗教思想、风俗习惯、行为模式等内核，有学者认为文明冲突是国家或地区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2]。(一)文明冲突范式建构亨廷顿并非第一位提出文明间的冲突概念的学者。就笔者对1984年意见的详细阅读而言，更倾向于后一种解释，即民事政策法律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原因在于，一方面，该意见主要关涉的是离婚问题离婚时财产处理问题抚养、扶养、赡养问题收养问题房屋问题宅基地问题债务问题损害赔偿问题等八大民事领域。

与司法政策概念最易混淆的概念，主要有国家政策、民事政策和刑事政策。对此，刘仁文强调，刑事政策是指代表国家权力的特定机关，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社会正义，基于犯罪的预防、控制与打击所制定的措施与策略。甚至还可适用于行政场域，用来处理与行政纠纷有关的具体问题。所以，从社会科学进路阐释司法政策，既要考虑到司法政策概念的适用边界，又要考虑到司法政策概念区别于其他相近概念的外在特征，还要考虑到司法政策概念的功能效果。

相较于刑事政策，民事政策的适用空间更大，且替代原则/规范更多，援引民事政策的法官，其风险意识相对于援引刑事政策的法官而言，没有那么强烈。在1979年《刑法》颁布之后、1997年《刑法》颁布之前，我国刑法学界对刑事政策的定义，以马克昌的观点为代表。

但是，随着1997年《刑法》的颁布，我国刑法学界对刑事政策的概念理解，不再仅仅围绕国家层面的惩治犯罪而展开，同时也开始关注社会层面。第三，对于民事政策的违反，缺乏明确的制裁性规定。（二）司法政策概念中的社会科学关键词运用社会科学进路来阐释司法政策，并不否认政治学阐释进路与法教义学阐释进路的意义。这种概念诞生时间的先后顺序，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国家与社会过程中，对国家政策与司法政策的总体观念及政治态度的认知差异。

对此，杨蓉指出，这只是狭义的民事政策概念。不容否认，司法政策的制定主体是特定的国家机关，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人大（常委会），但司法政策却并不等于国家政策。如果我们再运用社会科学分析进路对这些关键词进行学科意义上的类型化处理，会进一步发现这些关键词大致围绕三个主轴展开：分别是司法性、政治性、规范性。只要围绕这三个主轴展开阐释，就能作出比政治学阐释进路、法教义学阐释进路更为系统与缜密的司法政策概念定义。

（四）司法政策概念的社会科学本质无论是司法政策的政治学阐释进路，还是司法政策的法教义学阐释进路，均意在叙说并构建一个稳定的、客观的与长久的司法政策概念。从形式上来说，可将其定义为特定的党和国家机关制定与发布的指导司法工作的具体方针，但从内容层面来说，它与其他政策，如经济政策、文化政策、社会政策等不同，其主要关涉的是司法场域。

通过观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运用何种进路，又或是基于何种立场，学界在定义司法政策的概念过程中都会以一系列关键词表达司法政策的核心要义，这些关键词包括：司法、国家、政策、规范、法律、准则、措施、方针等。无论是狭义的民事政策概念，还是广义的民事政策概念，学界至今尚未对此形成一致认知。

从李木庵与雷经天等人对刑事政策的叙说中，我们会发现，他们均是将刑事政策理解为处理刑事案件的方式与手段，但是，有时候他们又会将民事案件纳入刑事政策的表述之中，因为，他们对案件的分类除了运用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分类框架，还运用政治原因案件和社会原因案件的分类框架。然而，它却不能解释与回应为什么司法政策的概念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问题。总的来说，司法政策的司法性，为司法政策的概念确定了内在边界。尤其通奸处罚金更是奇怪现象，这样滥用财产刑，则不仅不能达到惩罚改造警戒的刑事政策目的。从打击犯罪与消灭犯罪，到预防犯罪与保护社会，刑事政策的概念内涵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民法通则》中才初次出现国家政策的表述。

综上，笔者以为，国家政策与司法政策的区别在于：第一，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国家政策概念，其出现时间要比司法政策概念晚很多。司法政策概念的变动性、主观性与历史性，不是一种纯粹的学理层面的意义建构，而是在实践中有着清晰的经验表达。

因此，如何将这些多元化的制定司法政策的主体，纳入司法政策的阐释框架之中，法教义学阐释进路未能予以回应。1.民事政策的概念演变笔者经由检索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事政策概念在法律文本中最早出现于1963年8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之中。

司法政策概念问题研究，对于推进中国特色司法知识体系与司法话语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至此，藉由司法政策与国家政策、民事政策、刑事政策的概念辨析，我们大致可把握司法政策是什么。

不过，民事法律规范对法律关系主体平等性以及意思自治等基本理念与原则的强调，却为习惯替代国家政策做了法理言说。的确，在陕甘宁边区法制发展史上，党的司法政策对于建构边区司法传统、推进边区社会治理水平和巩固边区政权稳定，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或许是考虑到《民法通则》第六条有关国家政策的法源条款规定，可能会引起理解偏差，又或许是考虑到国家政策这一概念确实过于模糊，以至于若不厘清就无法将其准确地适用于司法实践。将民事政策确定为民事审判过程中适用的政策，被最高人民法院1979年2月2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所沿袭。

由于国家政策可以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政策，因此其所适用的场域不仅更为宽广，适用的主体也更加多元。韩玉亭从司法政策的实践性视角，即司法政策的创制来阐释其含义，认为司法政策不但是谋求价值共识同构的过程，还是发挥各法院司法创造性与回应社会关切的过程。

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民法总则》中直接删除了国家政策一词。进入专题： 司法政策 。

然而，纵观学界既有关涉司法政策的研究，甚少关涉司法政策概念问题。司法政策一般都是由国家特定机关，往往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广义的司法机关制定，而国家政策的制定主体一般是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国家发改委等。

若对如上三个问题没有进一步厘清，司法政策的法教义学阐释，就会偏离司法政策的政策性与司法政策的司法性的双重意义属性的基本定位。有关于此，通过对司法裁判中法官有关司法政策的援引便可发现。再如，有法官认为，纵然当事人对司法政策的理解会具有主观性，但司法政策本身却还具有历史性。第三，从司法政策与国家政策的概念构成来看，政治性与规范性是这两个概念中都有的重要质素。

尤其是在当下普遍强调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学术语境中，似乎用多个学科视角会比单一视角更加科学。所以，民事政策、刑事政策与司法政策，从价值层面来说，都可有力推动法律公平与正义的实现。

但是，此种阐释进路的缺陷亦非常明显：一是司法政策的制定主体，除了司法机关，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之外，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地方人大（常委会）。但是，此文件中的刑法政策概念，其含义却不甚清楚。

司法政策概念的政治学与法教义学阐释进路的内在缺陷，以及社科法学知识传统的渐进形成，为司法政策概念的社会科学阐释进路引入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行性。笔者以为，无论学界如何争论，对刑事政策的概念阐释，都得要考虑作为背景的1979年《刑法》的颁布。